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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 李玉:范旭东的企业家形象与精神

发布时间:2021-05-09 10:27:00

“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如何扭转实业困境,带领中国化工行业走出被外商垄断的凋敝境况,实现“日出西方”的奇迹?3月27日,建投读书会第七季“经世江南”系列第四期,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张謇研究会(筹)发起人李玉教授,带领我们走进“化工巨子”范旭东的实业报国精神

一、范旭东其人


在被毛泽东誉为中国近代实业四位“不可忘记”的名人中,张之洞能不能算作“企业家”,还有些疑问,他的身份毕竟不能与其他三人“等量齐观”。就后三人而言,范旭东的研究相对滞后一些,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题名检索所得结果,包含“张謇”的有1282篇,“卢作孚”是268篇,“范旭东”是128篇。


但另一方面,范旭东又是一个“热点”人物,最近的一些电视节目及一些畅销书,都有涉及到范旭东的题材,例如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讲述“民国人物之‘中国重工业之父范旭东’”的故事;湖北卫视也有类似的新闻,叫“大揭秘”,题目为“化工先驱范旭东”;香港凤凰网的历史频道也做了类似的节目。


这次讲座,我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尽量发掘比较多的材料,展现范旭东的创业细节与精神特质,并进一步探究范旭东的企业家形象、企业家品质与企业家精神。


范旭东在历史上的影响度,要从他去世说起。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重庆一方面在庆祝胜利,一方面在进行国共谈判。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去世,得悉这一消息,重庆民众都沉浸在哀痛的氛围中。当时的一些媒体记录为我们还原了追悼大会的一些场景,可以证明他的去世造成的社会震动之强烈。


1945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送了挽联:“力行致用”,毛泽东送的挽联是“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王若飞、郭沫若等都送了挽联。来自工业界、教育界、实业界的人士,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士都纷纷敬献花篮,致送挽联。


同年12月11日在塘沽举行的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充分反映出众人对范旭东的缅怀之情。众多科学界、教育界著名人士,以及经济学家纷纷撰写悼文,不吝赞誉,称他为“国内工业化学界巨擘”“我国化学工业巨子”“工业建国的斗士”“民族伟人”“工业导师”“中国重化学工业之父”“化工的巨人”“光荣的化工斗士”“盐化工业巨子”“化工巨子”等。后来,著名学者胡适在天津发起了公祭范旭东的活动。


范旭东逝世的社会反响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他事业做得很大。


范旭东是湖南湘阴人士,于1883年10月24日出生,早年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哥哥范源濂,后来成了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母亲带着兄弟两人在长沙给别人打工,范旭东受哥哥的帮助比较多,兄弟情深。


长沙是湖湘文化的中心。岳麓书院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霸气的对联反映了湖湘士人崇高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很多人。范旭东也受到湖湘文化的陶冶,他早年和哥哥一起参加反清活动,遭受官府通缉,不得不东渡日本。为度过语言关,先入语言学校学习,后来进入冈山学校,想学军事。他自己回忆说,受该校校长的激发,转向研究实业,考入了京都大学的化学专业。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大多学习文科或商科,他学的是工科,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基础。在京都大学留学期间,国内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帝制,范旭东和其他留学生一样欢欣鼓舞,他觉得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便于1912年回到国内。


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留学生回国谋求职务也比较容易,范旭东学有所成,就在北京政府财政部造币局谋得一个职务,做的是化学分析工作,范旭东在坩埚制作方面还有所创新,工作做得不错。但是范旭东不喜欢这种生活,也不喜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想去留学,因为欧洲的实业技术领先。后来,他经过选拔得到了财政部派往德、奥等国考察盐政并顺便留学的机会。考察进展顺利,范旭东等人撰写了非常详实的考察报告。


就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财政部发来电报,说计划有变,国内要办精盐厂,希望他们尽快回国,他的留学梦也就结束了。没想到回国以后财政部长换人了,创办精盐厂的工作也就不了了之。范旭东于是继续回到财政部工作,并由币制局派往各省进行了一次造币厂调查,结果令他“眼界大开”,原来在中国,“币”“弊”并无多大不同。于是范旭东最后下定决心,辞掉了公职,走上了实业道路,创办了“永久黄”集团。


1914年,范旭东在塘沽试制精盐成功,成立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12月正式注册。这个企业最初资本只有5万元,但是发展很快,至建厂二十周年之时,资本已增加到300万元。有了范旭东的久大盐厂等企业,昔日荒凉的塘沽逐渐变成了一座近代工业城市。


1917年范旭东创办了著名的永利碱厂,这个企业办得比较艰辛,到1923年仍然不算成功,直至九年之后才生产出合格的纯碱,当年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获得金奖;1930年永利产品又在比利时荣获国际大奖。到1936年,永利日产纯碱152吨、烧碱12.2吨。


范旭东的事业中,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就是南京永利硫酸铔厂。该厂于1934年开始筹建,历时26个月,到1937年初正式投产。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大举侵华,范旭东本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举丧,不受奠仪”的态度,拒绝与日人合作。他的企业分别从塘沽、南京内迁四川,先后在四川自贡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新辟化工基地,1941年范旭东与侯德榜合作试验成功“侯氏制碱法”。1943年范旭东提出宏伟的战后“十厂”规划,并于1945年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达成1600万元的信用借款协议,终因国民党政府拒绝提供担保而功败垂成。


1922年,范旭东成立黄海化学研究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私立化学研究机构,在生物发酵和铝材炼制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天津《大公报》称黄海化工社为民国“仅见之私立学术机关”


范旭东还创办了《海王》旬刊,据南开大学赵津教授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企业刊物,共出版20卷,600余期,成为“永久黄”团体重要的舆情表达与信息传递平台,也是近代中国一张著名的文化名片。尤其是抗战时期,《海王》杂志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敌的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艰苦奋斗、为国家攻克“卡脖子”工程


范旭东创办盐厂之初,付出了许多心血。他在一片荒凉的塘沽海边进行实地调查,当时的大沽口非常荒凉,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一片凄凉景状。范旭东借了渔村的土屋,进行精盐提炼试验,白天在桌子上进行各种操作,夜晚则以桌为床,草草过夜,历经辛苦,为创业初步解决了技术难关。


过了技术关,范旭东创业还得挑战中国传统盐业体制。中国食盐专卖制度源远流长,盐商从政府方面获得盐引,在指定区域销售,官商一体,形成垄断的营销机制。范旭东作为“凭空杀出的一匹黑马”,必然为旧式盐商所不容。


当然,范旭东创业恰逢张謇等人发起盐政改革运动,受到不少助推作用,这一运动的另一名主要发起人景本白就积极支持范旭东创业。为了使精盐事业不被扼杀在摇篮里,范旭东做了很多工作。他首先解决了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解决销路问题。据后人回忆,久大盐厂以塘沽作为生产基地,天津作为销售基地,最初只有一间很小的店面,在天津东马路的北段,店铺非常窄,货架也是从南开大学附近买的旧家具。


据说,范旭东后来打通了袁世凯的关系,获得了长江中游五个口岸的销售权,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为了对抗传统的盐商,范旭东也组织了精盐公会,以扩大声势,市场就逐渐打开了。


此外,范旭东当时创业还存在着资本问题,因为他是一个穷学生,虽然公司制度的引入给中国创业人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范旭东因为没有名望,也没有大的靠山,所以募股较难。他经常像一个收电费的,到别人家里去募集资金。当然也有支持他的人,比如梁启超。梁经常盘问他筹钱进度,梁本人也是久大精盐公司的股东;还有杨度等人,也在久大入了股。


久大精盐公司的技术问题,对范旭东这样学化学的人来说不难。但是制碱的工艺就要复杂得多。范旭东要办碱厂,首先要攻克技术难关,当时的制碱方法被西方垄断,他从美国请来侯德榜。虽然有很多人支持,但还是非常艰难。最后好不容易设计方案搞定了,建厂成功,1923年正式投产,这是据公司成立已经六年过去了,但是没想到生产出的却是红碱,这表示没有成功。股东们闹开了,给了范旭东很多的压力。他顶住压力,迎难而上,一边生产一边解决困难,不合格产品生产了一段时间,不得不完全停工,因为关键设备部件被完全烧坏了。后来外国公司说,你们还是跟我们合作算了,大家也说侯德榜不专业。而范旭东没有泄气,没有退缩,坚定地支持侯德榜进行技术攻关。


1926年6月29日是中国化学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天,永利碱厂生产出了洁白的纯碱。这其中侯德榜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立志要报答范旭东的知遇之恩,而范旭东更是承担了超常的心理压力,他后来回忆自己遭遇了“无数的困难”,简直可以说是“内挤外压”。


侯德榜后来在范旭东的追悼会上泣不成声,说“范兄咬定青山,坚持不懈,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范旭东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实现“无中生有”的奇迹,在中国工业科技史上,实现弯道超车,不仅建厂成功,打破了西方垄断,而且斩获国际大奖。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对范旭东而言,更大的磨难接踵而至。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国土不断沦陷,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对企业家而言,面临一个巨大考验:何去何从。范旭东则抱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决心,率领“永久黄”同人内迁四川,分别在自贡、犍为等地重新设厂生产。其间的经磨历难,可以想见。有日本飞机轰炸,有地方盐商排斥,生活条件艰苦,生产设施缺乏,科研环境简陋。


范旭东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对大后方企业家而言,有一定共性,但范旭东的奋斗精神、创业成效则是非常突出的。范旭东等人不仅开辟中国的华西化工基地,而且研发出引起世界关注的化学工艺,实在是中国化工界、科学界的奇迹。范旭东逝世之后,同事这样评价他:“综观范氏之伟大,一在创造的能力,二为苦干的精神。”


“化工兴国”是范旭东创业的主要动力与显著特征。在今天,化学是一个众所熟知的学科,但其历史却不长。在近代中国,从化学到化工,均为重要的新生事物。


中国古代有酿造醋、酱油,生产火药等化学工艺,但化学并没有作为一个研究性的学科发展起来。科学意义上的化学研究还是产生于西方,化学学科的应用又推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上海《申报》于1873年发表了一篇社评,题名《论化学》,对化学的意义做了非常综合的分析;1888年《申报》又发表了一篇《化学原质论》的社评,纵论“化学有大功用,有大学问,且有大利益”。后来,还有人断言,“化学工业就是一国基本工业的主体”。 而化学工业的基础,则为酸、碱、盐。尤其是酸和碱的生产能力是衡量一国化学工业水平的基本指标。


范旭东创业的起点是盐,盐的意义在于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中国人食盐历史很长,盐对人的好处也很多,比如可以增进食欲,调节人体内的水份,促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和神经脉冲传播等。但中国人很长时间吃的是粗盐,氯化钠成分很低,除了杂质,里面还包含有害元素,如钡、镁之类。范旭东创办精盐厂,让中国人吃上了“好盐”,同时为中国化工提供基础原料,用他的话说,不是为了卖盐而卖盐,这是他与旧式盐商的根本不同。


再说碱,除了食用功能以外,碱的工业价值非常大。碱有很多种,在现代工业里面有一种说法,叫三酸两碱,即盐酸、硫酸、硝酸和纯碱与烧碱。冶金、化工、新材料、玻璃烧制、肥皂生产、油脂加工、洗涤剂合成等工艺都少不了碱,所以有人把碱称为“化学工业之母”。


近代中国最初使用的是由西方进口的洋碱,晚清时期国人就明白碱的重要性,渐有人发起动议,生产中国人自己的碱。1901年时一批上海企业家,要创办中国制碱有限公司,工厂设在青岛,管理部放在上海,但是虽然进行了制碱实验,办厂计划却未见下文。范旭东办成功,打破了被称为“碱霸”的英商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碱业市场的垄断,“为中国化学工业生出一只翅膀”。


最后是酸,酸分为无机酸和有机酸,种类很多。人类用酸的历史也较长,一战时期,就用硝酸制造炸药。科学家后来发现了氨,价值极大,且可以和酸形成化合,硫酸与氨结合之后,就是硫酸铵,在民国时期,称为硫酸铔。硫酸铵的用途非常广泛,比如化肥、农药、纺织、印染、皮革、化学制剂等行业都要用到。范旭东建成的硫酸铔厂,主要生产化肥。化肥有助于农业增收,而后者关乎百姓口粮。此外,硫酸铔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用途。


因为有这些价值,所以范旭东办硫酸铔厂,被媒体高度肯定。称范旭东为“斗士”,就是因为他跟科技难关做斗争。硫酸铔厂前后两年多时间,建厂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的繁难工序,必须有安全设施和工艺标准,需要有非常专业的人才。从当时的媒体评价中,能体会到范旭东创业成功之后的社会喜悦之情。范旭东自己非常兴奋。他激动地说:“中国基本化学的另一支翅膀又长出来了”。他率领自己的团队,经过艰苦努力,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卡脖子”工程。


范旭东还是近代中国较早进行海洋资源开发的实业家,发起创办海洋研究室,“以化工学术,从事海洋资源之研究”。计划从海水之中开采化工、医药原料,旨在提升中国的“海洋学术”,表现出远超乎同侪的战略发展眼光。


三、范旭东的企业家素养与情怀


时人与后人评价范旭东“不是个为赚钱而办厂的人”,这是他的创业观,也是他的人格魅力之一。他的私德非常好,从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是他的三个原则。他当“永久黄”团体的领袖三十余年,只拿一份工资。他的物质享受很简单,生活很简朴,他挣的工资仅够温饱,大部分的投资收入都赠给文教机构及企业员工。


有人说范旭东看上去很潇洒,但内心很低调,他是“低调的潇洒”。范旭东60岁的时候,同事们本来要凑个热闹,为他庆生,但是他忙着忙着就忘了,只吃了一碗面条,比平常还要朴素一点。他对自己很苛刻,但是对企业文化设施和员工福利建设却非常慷慨。永利碱厂员工有自己的住宅,还有家属楼,还有各种文化设施,企业职员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范旭东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书生,理解国家的处境,书生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具备给国家办事的素养和专业知识,且比较理性,他是书生报国的典型。正如时人赞誉,“范氏一生事业虽如是伟大,个人则不事积蓄,身后并无财产,足见其为国宣劳而非为个人幸福”。


企业家创业的动机,第一是利己,其次是便民,再往上则是报国。范旭东发展化学工业就是为民众谋福利


对大多数人而言,处于第一层次,基于资本的自私自利性,满足于对财富的占有,充其量也只能创造一些经济效应。第二个层次则以服务民众,改良社会为目标,使民众享受更多的创业功效,以扩大创业的“社会效应”。第三个层次的眼界与境界更高,以增进民族利益为导向,以报效国家为追求,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范旭东创业,在第二个层次有较好的作为,他将曾经荒凉的塘沽建设成为一座新型化工城市,被誉为“中国化工的耶路撒冷”。抗战内迁之后,又在自贡、乐山等地以化学工业服务地方建设。但范旭东的实业报国特征更加鲜明,正如毛泽东所言,范旭东“功在中华”。



近代国家比什么?靠什么?靠现代科技支撑起的基本工业体系。所以范旭东主要开创的是化学工业,这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科学家报国的志向。那个时候的实业家一般不敢冒险,如果只是为了获利的话,大多不敢涉足。范旭东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一种以个人创业托举国家利益,以团体效益承载民族利益的伟大追求。


范旭东的个人情操直接影响到其麾下的企业文化。


“永久黄”集团的实业发展道路,源于范旭东的创业救国理想。范旭东创业的信条就是报效国家,与范旭东并肩创业的同事总结说“范先生的爱国热忱超过常人”,“牺牲小己,贡献国家,为先生最大信条”。


范旭东非常注重培养“永久黄”管理层人员的爱国意识,用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员工的敬业奉献精神,告诫他们“不要忘了个人的责任,尤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中国实业的前途奋斗”,要求员工牢记“我们团体是为了国家复兴”。


范先生号召“永久黄”的同人,为企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个人前途计,为工厂前途计,为国家工业计,要努力改进技术,增加产量。从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健康、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永久黄”能够做大做强的精神内核,这个内核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根红线,贯穿起企业各个部门员工共同的奋斗意识,使爱厂和爱国得到有效贯通,从而提高了生产与经营绩效。


随着抗战的进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内迁四川以后,范旭东把自己公司的生命和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号召在四川的员工,“只要祖国存在一天,我们努力干一天,虽然我们会遭遇无数的困难,但是为了祖国的化学工作,绝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


通过范旭东的营建,“永久黄”团体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不仅“高大上”,而且“接地气”。实业强国、化学报国,形成“永久黄”企业文化的主旋律,将报国的历史责任与担当能力进行有效衔接,通过爱国宣传,构建了强大的文化磁场,形成巨大的生产与经营能力。


当然,创办与运营高科技企业,仅靠激情远远不够,还得靠系统的科学研究,尤其随着近代科技革命不断推进,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永久黄”团体有四大信条,第一项就是“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充分体现以范旭东为首的团体同人对现代科学的高度重视。破解制碱工艺难关,并发明了有原创意义的“侯氏联合制碱法”,利用黄海化工研究社取得一系列成就,这些都是范旭东团队重视科学研究的最好证明。    


范旭东及其团队探索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成果研发与转化之路,这是他的实业模式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大公报》曾经评论说“很多人往往会泄气,觉得自己不行,缺乏实干的研究,缺乏拼命工作的勇气,而永利公司的各位同仁,报效国家社会者,在于能研究,肯工作。”


对企业家来讲,智商不能少,要懂企业、懂政策、懂市场。但光有智商也办不好,还需要情商,使企业内部其乐融融,员工才会凝心聚力。范旭东智商高,化学专业毕业,科班出身。他情商更高,关心员工,善待下属,黄海化工社能够网罗那么多的海归,愿意跟他吃苦,这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比智商与情商更上一个层级的是“政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还须具有相当的“政商”。此处的“政商”是指企业家关心政治的眼光,以及因应于某一政局,处理企业与政府、公司与国家,乃至团体与时代关系的能力。


对近代中国企业家来讲,政商的核心就是爱国主义和报国情怀,高举爱国旗帜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助于应对时局困难。范旭东从小关心国家命运,有一种化学报国的信念。基于对中国产业落后的深刻观察,他决定在中国的盐业史上发动技术革命,要构建中国的基础化工。


范旭东说,中国广大民众贫困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学,或者所学非所用,所以导致国家的积弱积贫,因此一定要做实事,做中国需要的工业技术研发。可以看出范旭东有着很深刻、很务实、很理性的爱国主义。他有感于中国如果要立国的话,要有独立的化学工业,如果要办制碱、制酸工业,就要咬住牙齿,坚定地办下去,所以他才会经受经济上的困难、技术上的困难,经受住时局的磨砺,办成了盐、碱、酸各厂。 


在近代中国,“爱国”情怀往往绕不过“政府”这道关。“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但“爱国”一定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他处理跟政府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方法,早期北洋政府也给他带来了很多掣肘,但政府里面也有他的支持者,比如黎元洪、梁启超、段芝贵、景本白、张謇。


他跟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比较微妙,政府的相关事务他认真参与,并积极建言献策。国民政府工商会议,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范旭东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会,蒋介石为会长,范旭东是委员,他做了四届国民参政会委员。国民政府里面的宋子文、陈公博等人都对他给予支持,后来1945年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达成1600万元的信用借款协议,要求国民政府担保,但是政府为难,就没有办成。


正因为范旭东与国民政府尚能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而且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所以当他逝世之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这也是对范旭东企业家“政商”的高度肯定。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因而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企业家的作用是“创造性的破坏”,即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从而获得企业家利润。他的这一理论非常有名,常被用来指导研究企业家创新。


但这一理论不一定完全符合近代中国的实情。对于中国近代企业家来讲,除了经济方面的创新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担当,也就是爱国主义。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型企业家,而是一个社会型的企业家,或者是民族企业家,承担着企业以外的很多职责。


近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或许可以跟熊彼特说的企业家精神达成一些互补,近代中国处在追赶的进程,所以不是破坏市场,而是建设市场,是“欠发达市场”,而不是“均衡市场”。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而言,他们的任务至少是“破坏”与“建设”并行。就范旭东来讲,他破坏了一些不良的市场,创办了中国的盐、碱、酸工业,开辟了全新的领域,以工艺创新式的创业取代模仿式的创业。他“穷则兼济天下”的创业情怀,打破了西方的企业家理性,突破了西方企业家创业是为了发财、办企业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原则,为我们以民族利益和社会效应评判企业家确立了样本。    


从范旭东创业历程可以看出,爱国主义不仅激励了企业家个人的创业意志,而且鼓舞着其团队的敬业精神,有助于营造企业文化认同,从而对企业生产与经营产生难以量化的质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物质条件、经济手段、利益分配产生相应的替代作用。充分说明只要瞄准国家需求、服务民族利益,创业的目标、动力、路径与绩效就必然不同于寻常。


上述内容转自微信公众号“建投书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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